我国法制进程显著加快，令人为之振奋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年11月30日在全国法院系统下发了《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》，两天之后（12月2日），高法向全社会公布了这份通知，引起世人关注。

　　“通知”的主题是要认真解决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的“超期羁押”的问题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，这无疑是一个“老大难”。存在既久可谓之“老”，牵涉面之广可谓之“大”，解决起来不容易可谓之“难”。其实，早在1998年10月1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就曾联合下发《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，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》，并相继开展了几次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执法、司法大检查工作。结果如何？这是人们都清楚的了。

　　拜读“十项制度”之后，我觉得其中的第四条，还有某种模糊之处。

　　通知中的第四条原文是这样说的：完善依法独立审判制度，规范以至逐步取消内部请示的做法。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，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独立审判，坚持两审终审制。除了适用法律疑难案件以外，不得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。要规范以至逐步取消内部请示的做法。

　　可以说，法院“独立审判”是“司法独立”之关键。

　　这里的一个问题是，“内部请示”的全部含义到底是什么？除了司法系统内部的的请示之外，是否把对“系统外”的某些“请示”也包含在“内部请示”的范围之内了呢？

　　社会现实是最好的回答。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，被作为弘扬“主旋律”之诸多影视作品中，党委书记对司法机关“发号施令”的情况还嫌少吗？在司法实践中，有的案件正是在“领导批示”（也就是“内部批示”）之后，受到“高度重视”，才获得突破的；而有些案件，由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领导“多次批示”的情况也是有的，新闻媒体时有报道。此情此景，何谈“司法独立”？何谈“独立审判”？——“批示”对了，还好；“批示”错误，甚至“批示”本身就是腐败的产物，那么“司法公正”也就不存在了，许多“司法腐败”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。事实是，有些案件久拖不决，有些犯罪嫌疑人被“超期羁押”，往往与某种情况下的“长官意志”或“领导批示”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司法部门都隶属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，直接受制于党政机关。例如，据《人民法院报》2003年1月13日报道，某省省长和其他几位领导人一道“听取了省高院院长的汇报”，并“对全省法院工作提出要求”。试问，省长有权听取高级法院院长的工作汇报吗？或者，一个省的高级法院院长有义务向省长“汇报工作”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怎么能指望司法机关不受“领导批示”的安排？

　　有人把上述现象称之为“司法行政化”。我同意这种概括。其实，这里的所谓“行政化”，说穿了，就是“行政干预司法”。

　　还好，有的地方比较开明，有关党政领导机关申明“不干预司法独立办案”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湖北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，行政审判好坏是衡量法治环境好坏和党政干部执政能力、执政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；此前，俞书记代表省委班子就曾做出“八项承诺”，其中一条就是“不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”，要求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府的负责同志都不干预法院办案，为法院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做出表率作用（法制日报，2003年4月15日）。

　　司法部门（主要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）是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是社会正义的“守护神”。为要克服“司法行政化”之倾向，彻底解决“司法独立”和“独立审判”的问题，我认为，建立司法系统“垂直领导体系”，免遭“长官意志”的干扰，省却“内部请示”的多余环节，加快促进实质性的“司法独立”，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，舍此，别无他途。(稿源：红网)(作者：王克安)(编辑：杨国炜)